小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。在我遥远的记忆中，我的第一个家是在北京西城区的皇城根附近的‘大粪院’，那里居住的大多是山东过来的下层移民，多以掏大粪为生。清晨他们肩扛着木桶，手持长把的掏粪勺子，打着赤脚沿着胡同转悠，把掏来的大粪桶背回来，再倒进木质的粪车里。车子装满后再推到到指定地点。可想而知，这种工作又脏又累，尤其到了夏天，更是臭气熏天。

听老人讲，在共产党围城的时候院里也驻扎着国民党兵，大多是南方蛮子。如果赶上过春节，他们也跑到老百姓家和主人一起学包饺子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，但有的小兵抱着我这么大的孩子偷偷落泪，八成是想念家乡的老婆孩子。傅作义起义后欢迎解放军进城，等到解放军欢迎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整编时，八路军的干部通知百姓不要敲锣打鼓，否则他的士兵上去就踢你一脚，说你是寒碜他们。也有宁死不降的，没来的及逃跑就换成便装。在大粪院里老乡的掩护下打着赤脚，脑袋上围个毛巾，也装扮成‘掏大粪的’。那次八路军来搜查时大家都替他捏把汗。因为太明显了，他的腿脚一看就比别人白，不像干粗活的。不过那次院里的乡亲七嘴八舌帮他胡编乱造，总算让他逃过一劫，不过在后来的镇压反革命时恐怕难逃法网。

后来我家经济条件渐渐好转，已经搬到条件较好的西城区丰盛胡同，十八半截，北骆驼湾甲一号，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

记得50年代初的一天，北京市政府突然下达‘打狗’的通知，限期自行处理，否则到期由官家派人打死。那时我院里胡大妈养了条大黄狗，好像是难舍难分，几次托人给它弄到远郊，它居然凭借嗅觉找了回来。最后胡家下了本钱，用麻袋把狗装好，顾了吉普车送出北京。后来百姓才缓过神来，闹了半天这条命令是为了镇压反革命所做的先期准备。

‘镇反’时俺还小，不过后来也听大人和当事人说过，那是全国统一时间。被抓的人有喊“蒋介石万岁!”的，还有喊“毛主席万岁！”的。也有从卡车上看到自己老娘赶到现场，就突然挣扎着跳下车来给他老妈磕头、呼喊：“娘啊！儿不孝啊，不能为您养老送终啊，您老可要多多保重啊……”

我们院里林婶的丈夫就被枪毙了。林婶有5个子女，老大叫林大力，后来是清华大学毕业。老二叫林溢洋（女），是那个医学院毕业。老三小名叫三力，比我大。到他考大学时就讲究‘家庭出身’，他没上成大学。老四和我同岁，叫林爱玲（女）。小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上厕所，“蹲茅坑”。90年代中期我还回去过见到林婶，知道林爱玲终身没嫁人。最小的儿子小名叫“小弟”，大名早忘了，是他爸爸死后出生的，只知道后来去了北大荒插队，其他情况都不清楚了。林婶本是个家庭妇女，她丈夫死后全靠她当小学教师的妹妹和工作后大儿子抚养，我们外面的大人、小孩都叫林婶妹妹为“张老师”，打我记事起，张老师就住在林婶家，孩子们几乎把他们的姨妈当成了‘爸爸’。为了养活姐姐的孩子，张老师也是终身未嫁人。

小时候的生活尽管物质贫乏，但感觉是快乐的。那时的政治运动也很可怕，但似乎都和小孩无关。那时的北京城墙完好，<皇宫四门>、<皇城四门（或七）>、<内城九门>一目了然。不过走到新街口就开始感觉人流减少，走到豁口干脆就是城外了！那时的北京城里到处是有轨电车，天桥更是百姓休闲看热闹的地方！

早期的北京胡同里常有流动‘耍猴的’、‘变戏法的’、‘表演小白鼠的’。每当他们‘光临’，小孩们欢天喜地。

记得我刚识字的时候就常去和同学步行到新街口小人书店。那时的小人书店老板把彩色画的书皮都撕下来贴在橱窗上当广告，然后小孩看到书名，喜欢哪本就找店主借来看，不准带出，只能坐在店里看，2分钱一本。小孩们整整齐齐坐在木凳上，聚精会神地看着，鸦雀无声。好多童话故事，例如“张雨煮海”、“黄狗大狸猫的故事”都是在那里获得的！每当妈妈给我的几毛钱，我都情不自禁地走到那里的‘小人书店’，看小人书几乎也是我极大的享受！总之，儿时的生活尽管清苦，但回想起来确是光辉灿烂，有诗为证：

我的童年在胡同里长大，

我们最大的欢乐，也是在胡同里追逐，玩耍。



清晨，院里的雄鸡争鸣啼叫，

家家门外，炉烟泛起，忙坏了各家的大婶，大妈。



早饭过后，孩子上学，男人外出，

为了生计，各自奔忙；

妇女留家，洗衣做饭，纳着鞋底，

孩儿撒娇，偎依在妈妈身旁。



小孩放学，书包一扔，嘴啃窝头, 

丢沙包、绷弹球、永玩不够，

堆沙土，丢鞋子，回家挨打。



鼓声咚咚，锣声响起，

胡同里来了艺人，要把猴耍。

乐得小孩欢蹦乱跳，

要与猴共舞，试他一把。



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过年，

吃水饺，放鞭炮，耍“大刀”！

“耗子屎”、“窜天猴”，

还有那光芒四射的“老头”花！



我的童年在胡同里长大，

我们最大的欢乐，也是在胡同里追逐，玩耍！